除了對生產企業的補貼之外，對原料基地也應實行補助制度。因為目前生物質能源的原料供應還不能完全滿足生產需求，在不增加耕地的前提下，如果非耕地、山林地用來種植生物質原料，王征認為，國家應該給予一定的補貼。
政府還應設立產業引導基金。“我們必須吸引大量的社會資金投入到國家急需的短缺的生物質能源里面來。”王征介紹說，“生物質能源領域，目前設有中小企業基金、創投基金、先進制造業產業基金、貧困地區產業發展基金等等來扶持一些小型和新興的企業。”
政府提供融資擔保也是政策工具之一，以此擴大企業融資規模，提升企業資金聚合能力。“‘十八大’以來，各級政府利用財政專項資金設立了各種類型的投融資擔保公司，為中小企業、新興產業、生物質能源、光伏發電、健康產業等提供擔保，國家財政資金給予幫助、扶持，為中小企業的投融資提供方便，這也是我們這幾年探索的路子。”王征說，“在一個國家的宏觀體制方面，規劃產業發展的時候，上下游都須考慮。”
此外，示范基地補助政策、稅收優惠政策，也都是生物質產業急需的政策工具。
開拓發展新模式
規劃在前，如何解眼前之困，周鳳起認為，要加強部門合作，強化責任擔當，落實國家扶持生物質產業的各項政策，要從產業最上層追究責任、彌補缺失。
事實上，企業正憑一己之力，努力探索生物質開發模式的創新與突破。精準扶貧，作為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的一個高頻詞匯，也是中國政府今后一段時間對扶貧工作治理的指導性思想。如何通過產業扶貧，實現農民增收，減少農村貧困人口，并結合生物質推廣，早已被敏銳的企業所察覺。
“生物質能是產業扶貧與農民增收的一個最佳結合點。”武漢凱迪集團格薪源生物質燃料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金亮說。格薪源目前正致力于構建現代農業秸稈治理體系，依托生物質發電，助力精準扶貧。
“我們每年秸稈的資源獲得量大概在3.5億到4億噸，相當于1.7億噸的標煤，如果我們把這些資源全部用于發電，可能每年產生的電能大概在4500億千瓦時。”李金亮介紹，公司在燃料收集方面創立新的模式，直接與農民對接，在田間進行公開透明、明碼標價的直購模式。
“精準扶貧是當前扶貧工作的新模式，是造血扶貧的一個重要轉變，推動農作物秸稈的利用，讓貧困地區的農民加入到我們當中來，就能實現家門口的致富。”李金亮介紹說。
作為一個留學生和創業者，北京海珍志闊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康一群也早已看到精準扶貧與生物質結合的潛力。“生物燃氣項目是精準扶貧的最有效方法。”她認為，產業發展的第一步，就是所有企業要進入技術博弈階段。“技術博弈成熟到一定程度，就變成了資本博弈，開始資本化，企業間產生并購，這樣才能變成一個非常成熟的產業。”
目前看來，生物質行業并沒有進入到博弈階段，“現在圈內人談得更多的還是一個項目，錢從哪來？”對此，康一群仍然樂觀，“生物質應該到了一個拐點，就是它馬上要進入技術博弈階段了，只要一項新技術出來，能夠產生投資回報率，民營資本、市場資本一進來，它的技術革新會非常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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