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美國是20世紀世界經濟發展的楷模，中國則最有可能在21世紀擔當這一角色。美國將其經濟成功的原因相當一部分歸功于其豐富的石油資源。在20世紀上半葉，美國（而非沙特）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產油國，繼而成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旗手。然而現在，隨著全球經濟的衰落，美國的領導地位受到了質疑。
自2008年夏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以來，各國政府、商業界乃至普通民眾一直就應該如何重啟世界經濟的發展進行激烈的爭論。雖然各方均認為應該采取緊縮的財政政策并對金融、勞工和市場等領域進行改革，但也清醒地認識到以上措施并不足以拉動世界經濟的發展。說到這，我想和讀者分享一個小故事。德國總理安吉拉·默克爾在就任幾個月后便向我發出了邀請，希望我能夠到柏林就德國如何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并實現該國在21世紀經濟的發展等問題向其內閣提供一些建議。然而在談話伊始，我便首先向默克爾總理發問：“在化石能源經濟時代日漸衰退、第三次工業革命日漸興起之際，您準備如何實現德國、歐盟乃至世界經濟的發展？”
第二次工業革命已經日薄西山，工業排放的二氧化碳正在威脅世界上所有生物的生存，這些是愈發明顯的事實。我們的當務之急應該是對未來的經濟模式進行大膽的描述，以指引我們進入后碳時代的可持續發展之中。而這一目標的實現需要對推動當今社會發生顯著變化的技術力量進行全面、透徹的剖析。
縱觀人類歷史，新型的通訊技術與能源體系交匯之際，正是經濟革命發生之時。新能源革命使得商業貿易的范圍與內涵更加廣闊的同時，結構上更加整合。相伴而生的通訊革命則為對新能源流動引發的更加復雜的商業活動進行有效管理提供了有力工具。現在，互聯網技術與可再生能源即將融合，并為第三次工業革命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這一革命無疑將改變整個世界。在可預見的未來，在中國這一片古老的土地上，數百萬的中國人將可以在家中、辦公室和工廠里生產自己的可再生能源，并通過“能源互聯網”實現綠色電力的共享，正如我們現在創造并實現信息的在線共享一樣。
可再生能源的轉變、分散式生產、儲存（以氫的形式）、通過能源互聯網實現分配和零排放的交通方式構成了新經濟模式的五個支柱。如果在本世紀上半葉實現對第三次工業革命基礎設施的構建，中國還需要近40年的努力，而這將創造數以千計的商業機遇、提供數百萬的可持續發展的工作職位，并將使中國成為下一次工業革命的領軍人。對新經濟模式基礎設施的五項支柱進行闡釋，并對隨之而來的新型經濟模式進行介紹，這也正是本書的重點所在。
什么是“第三次工業革命”？
高中課本：“人類文明史上繼蒸汽技術革命和電力技術革命之后科技領域里的又一次重大飛躍。它以原子能、電子計算機、空間技術和生物工程的發明和應用為主要標志，涉及信息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生物技術、空間技術和海洋技術等諸多領域的一場信息控制技術革命。這次革命不僅極大地推動了人類社會經濟、政治、文化領域的變革，而且也影響了人類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使人類社會生活和人的現代化向更高境界發展。”
然而，曾擔任過前歐盟委員會主席羅馬諾·普羅迪顧問的美國趨勢經濟學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接受采訪的開始就說：“高中課本上的概念大錯特錯。”
在他看來真正的工業革命包含兩個同時存在、互相影響的因素：能源革命和信息傳播方式的革命。能源的革命會改變人類生產生活聚存的方式，而人類聚存方式的改變必然會帶來信息交流和傳播方式的革命。
里夫金如此顛覆性的定義方式，決定了課本上所學的第一次、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概念也需修改：第一次工業革命是水力灌溉系統、人類聚居村落的形成和文字的出現，最好的例證就是中國的黃河文明和長江文明；第二次工業革命則是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氣)的發掘、城市的形成和印刷出版、系統化教育以及電報電視網絡媒體的出現。而里夫金之所以提出第三次工業革命必須出現也是建立在能源危機和信息危機兩個層面。
為殼牌工作的地球物理學家金·哈伯特曾在20世紀50年代預測，大約在2025年至2035年間，“全球石油產量峰值”會在“哈伯特曲線”上達到頂峰極限。而國際能源署在《2010年世界能源展望報告》中寫道，這個峰值(日產7000萬桶)在2006年就已經達到了，從此之后能源開采會日益困難、成本提高，全球經濟震蕩。經濟衰退在2008年到來。
建立在能源集中壟斷之上的生活方式和信息交流方式也在發生著調整危機，電話、廣播和電視的通訊技術孕育于能源集中的體制中與壟斷商業的基本結構相互依存，公立的系統化教育更是由上而下地知識灌輸，這樣的知識信息系統也正在受到社交網絡等媒體“信息扁平化”的挑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阿拉伯之春”，國家權力下個人意識的深度覺醒。
我問了里夫金一個在他書中未曾提及的“敏感”話題：如果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與社會性的革命相伴隨，那么深植于國家壟斷、資本壟斷的能源體系、信息體系如果要發生變革，怎能不帶來政治和社會的暴力革命？
里夫金顯然更相信如果他的書《第三次工業革命》能夠帶來國家層面的、國家聯合體層面(歐盟、聯合國)的意識轉變，國家和國家聯合體應該會選擇積極主動地參與到第三次工業革命中，不會被動地應對。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一個篤信權力扁平化的社會主義自由派。他相信“經濟是一種有關信任的游戲。雖然人們通常認為商業交往是靠真金白銀來維持，現實的股票金融系統卻總是以一種公眾的信任作為依托來運作”。與其說《第三次工業革命》是一本有關風能、太陽能、氫燃料儲存、插電式電動車的科技書，或者說關于新能源經濟和能源互聯網的經濟書，不如說它是探討建立另外一種“信仰”的可能——讓地球和人類都享受到綠色的正面能量——帶領人類走向可持續發展的后碳時代的實用經濟計劃。
里夫金說隨著技術的突破和更多采用新技術的規模經濟，2012年光伏發電的成本可以降低至與化石發電價格相當，傳統石油能源的開采因為越來越依賴水下鉆井在近海大陸架上的開發，導致成本上漲。清潔能源是必然的選擇。我插了一句：“應該還感謝中國政府對太陽能產業的補貼和中國光伏產品制造業的廉價勞動力吧。但美國政府仍然增加了反補貼、反傾銷稅，這都不利于清潔能源的利用。”他無奈地停了一秒，開始闡述，為什么奧巴馬總統不懂得第三次工業革命，而對核電、離岸石油的開采更感興趣。即使批準了綠色經濟復蘇計劃，他批準的太陽能、風能、頁巖、地熱等等項目，也是讓可再生能源的生產和消費延續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以后慣有的體制中——集中管理、統一分配。
如果把無數建筑大樓改造成為小型發電廠(無論該地區是富有風能還是太陽能)，只需給屋頂裝上太陽能板、小型風輪發電機，多余的電力利用氫儲存就能輸送回智能電網。這樣一個雙向輸送的電力網只需將美國西南部地區2.5%的太陽照射轉化成電能，就足夠美國全國的用電量。但問題在于假使建立集中式的智能電網，住戶和商業用戶能夠通過智能儀表和傳感器實現電網數字化，誰擁有實時電流監控的遠程信息數據？國家還如何壟斷電網？里夫金很認真地和我談起放棄傳統的集權式電力輸送和供給控制，將數以千計的小型能源生產者納入智能電網，讓更多的競爭者分享信息能源網絡的數據、參與輸電基礎設施與供給業務的市場結構勢在必行，這也是社會權力扁平化的必然趨勢。我知道，在這個問題上里夫金用學者的智慧打了個太極，邏輯上進行了一次倒因為果的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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