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要促進實現創新驅動。當前我們處在比較優勢轉換的關鍵時期，技術創新將決定工業發展的未來，將取代成本優勢，決定我國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因此，創新政策應該是功能性產業政策的核心內容之一。
第三，也是過去相對被忽視的一點，是搞供給端與需求端并重的產業政策。產業政策盡管基于西方經驗，總體上偏重供給側政策，但是需求側政策對產業發展同樣重要。比如，太陽能光伏發電產業需要在應用方式上予以呼應；新能源汽車也需要加快示范應用。這是我們未來的產業政策中應該重視的。
4G競爭格局
“在中國不會不發展FDD，但是什么時候發牌照，還得通過試驗取得經驗以后決定；今后國際的趨勢也會是FDD和TDD融合發展，同樣，未來中國也絕對不會是單一網絡的方式”
財新記者：你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提出，要通過競爭把4G資費降下來，但現在真正得到批準并做好準備開建4G網絡的只有中國移動。外界非常關心中國是否和什么時候發FDD的牌照。對4G牌照的發放，考慮了哪些因素？
苗圩：4G主要包含了兩種標準，一種叫TD-LTE，這是以我們國家為主提出的，現在被國際電聯采納的4G的一個標準；第二個就是由歐洲提出來的叫LTE FDD標準，以WCDMA為基礎。
現在由于起步的基礎和條件不一樣，中國移動3G時就是用的TDD技術，當時用的是TD-SCDMA，所以它向4G的TD-LTE演進就比較順暢。另兩家呢，一個是3G的時候歐洲提出的WCDMA；還有一個是美國提出的CDMA2000。除了這三種技術，美國還提出了WiMAX技術，但現在遇到很大的困難。最近在巴塞羅那國際電信展上，世界上有幾十家WiMAX運營企業表示，到4G時代也將向TD-LTE演進。這意味著我們提出的標準，將來除了能在中國使用，在國際電信市場上，也會占有相當大一部分份額。
為什么會這樣？一是剛才講的WiMAX技術后來遇到了很大困難；第二，很關鍵的一個因素是，無線電頻率資源是非常緊缺的、不可再生的資源。我們提出的TD-LTE有一個好處，不需要對稱地分配上下行頻段，同時可以靈活配置上行和下行時隙配比；FDD制式必須要找對稱的上行、下行頻段。現在頻率資源本身就緊張，能找到對稱的上行和下行的就尤其難。基于資源占用方面的這個情況，國際上發展TD-LTE標準，我們認為是一個必然。
我們再展望一下，將來5G——現在我們也在研究，5G時代有可能國際上統一成一個標準，這就大大方便了設備制造商、終端生產商、電信運營商，特別是老百姓用戶。一部手機走遍世界，這不是很好嗎？
財新記者：在大家抱怨比較多的電信資費問題上，工信部怎么管？
苗圩：關于資費問題，大家有一個誤解，認為是工信部在管價格。其實，對客戶端的收費標準，很多年前我們就放開了。企業在競爭中不斷降低用戶端的資費 。
對于用戶價格的下降，我知道中國移動剛剛公布從4月1日開始下調4G的資費，這一塊價格工信部不管，都是運營商自己決定的。
我注意到大家對4G的發展充滿了期待，主要的不滿意就是資費過高。要解決這個問題，根本的辦法不是靠政策管制、管控，這是管不住的。根本的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建立起一個競爭更加充分的市場格局。格局一旦形成了，我相信不用揚鞭自奮蹄：誰在競爭當中收費高、服務不好，用戶馬上就甩掉你。
財新記者：這個競爭格局如何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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