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我們將迎來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必由之路，是實現中國夢的必由之路，我們要以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為契機，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將改革進行到底。”這是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8年新年賀詞中所表述的一段話。而這段話也再次向世界表明了，中國堅持改革開放的決心和信心。
中國改革開放,源自1978年12月18日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也徹底改變了中國的發展軌跡和未來的命運。
自那次會議之后，改革的春風在中國的大地上喚醒了新的“生命”，同時也喚醒了中國經濟的新希望。從改革之初，到深化改革，再到全面深化改革，我國經濟發展也從“摸著石頭過河”，到如今的滿懷信心。
40年物換星移，在這40年的“青春歲月”里，中國的“跨度”不斷被刷新。4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之所以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離不開我國勇于解放思想、放開國門、放開步伐、勇于創新，不斷改革的結果。
中國，從封閉到半封閉、從引進來到走出去，從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到共建“一帶一路”，不斷全面深化改革下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引領者，甚至是主導者。
40年來，得益于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中國的汽車工業也取得了不同尋常的業績，中國汽車業也實現了從無到有，從弱到強。
如今，中國的汽車工業在國際汽車工業中的地位在逐步提高，由此，我國的汽車市場也已成為各國汽車企業戰略的必爭之地。
洽談合作開發
談起40年中國汽車業的發展，作為老汽車人、河北省邢臺市長征汽車制造廠退休工程師的張瑞敬頗有感慨。
年過70歲的張瑞敬畢業于南開大學化學系，畢業后進入了河北省邢臺市長征汽車制造廠當了一名技術工人。
張瑞敬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回憶，改革開放之初，我國汽車工業只有一汽、二汽的中型卡車，大客車和河北省邢臺市的小批量重型卡車和旅行車（面包車）。
1978年10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對日本進行了首次正式訪問，訪問期間，鄧小平參觀了日產汽車君津工廠、松下產業系統的電子廠后曾接受日本記者提及的中國現代化問題時，鄧小平說，這次到日本來，就是要向日本請教，我們要向一切發達國家請教。
有資料記載，在鄧小平出訪日本之前，中國就已經有意識地在學習日本的制造技術，作為現代制造業綜合水平體現的集合體，汽車業在改革開放之初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
張瑞敬說，改革開放之初，在轎車方面，只有小批量的一汽生產的紅旗（高檔公務車）和上汽的上海牌（中檔公務車）汽車。
張瑞敬回憶，那個年代，中型卡車“一枝獨秀”，家用轎車是沒有的，這也是當時那個時期中國汽車的真實寫照，由于“閉門造車”批量小，中國產的轎車和國際水平差距達二三十年。
據資料顯示，國產紅旗轎車從1958年投產到1994年停產，25年間一共只生產了1500輛，當時量產的上海牌，年產3000輛，不足國外汽車大廠商一天的產量。當時的中國，轎車千人保有量不足0.5輛，在全球130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最后。
中國汽車制造業不斷發展，不得不提1978年時任中國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周子健，同年10月份，周子健初訪德國斯圖加特，事實上，這次初訪對于后期中國的汽車業來說影響深遠。
根據德國奧迪公司董事長馬丁·波斯特的回憶錄中記載，當周子健抵達德國之后，他發覺大街上的奔馳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多，而是大量的大眾產品，周子健向人打聽這些汽車的制造商才知道了位于狼堡的大眾汽車，周子健立即決定帶著代表團坐火車奔赴狼堡。抵達狼堡后，代表團徒步從火車站趕往大眾汽車總部，周子健通過翻譯向當班的警衛直截了當地說，我是中國的機械工業部部長，想與大眾的負責人對話。那名警衛面對身穿中山裝、徒步到來的中國政府的部長驚訝不已，后來他撥通了負責銷售的大眾董事維爾納·施密特博士的電話，這位董事在驚訝之中接待了來自東方的部長。
周子健與大眾董事維爾納·施密特的接觸也由此開始。有媒體曾這樣描述，當時，中國尋找合作伙伴的要求簡單明確，大體來說有五個要點，第一，要有先進的產品、技術和管理，在國際上有較強的競爭力；第二，要在中國建設完整的、具有先進水平的現代化轎車工業體系；第三，能夠出口，能夠創匯；第四，建設高標準的零部件廠實現本土制造，培育本土企業；第五，必須有技術研發中心，幫助開發自主品牌（即后來所說的市場換技術）。
據媒體報道，周子健初訪德國兩個月后，美國汽車公司（AMC）托人向當時的一機部（全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機械工業部）轉達了希望同中國合作生產吉普車的意愿。1979年1月，北京汽車廠同美國汽車就合資經營等問題進行初次接觸，這一年，中國還接觸了法國雪鐵龍、日本豐田和美國通用等。
家用汽車開始批量生產
到了八十年代初，我國經濟開始起飛，國民收入開始提高。事實上，中國的汽車業從1978年到1982年間開始“破冰”。為了中國汽車業的發展，我國也派出多個高級代表團與國際車企洽談合作。
資料顯示，1978年，一汽用半年時間對日本11個汽車廠逐一進行對口學習考察，第一次引進了豐田生產方式。同年10月，通用汽車公司董事長親自率領代表團來華，訪問了大山深處的二汽，并最早提出“Joint Venture”（合資經營）的概念，采用共同投資、利益共享的中外合資的形式來經營。為了打消中國人的顧慮，美國人解釋道：“簡單地說，合資經營就是把我們的錢包放在一起，合資共同辦個企業，要賺一起賺，要賠一起賠，是一種互利的合作方式。若要再說得通俗一點，合資經營就好比‘結婚’，建立一個共同的‘家庭’。”
不過，在當時的那個時期，我國所有的工業企業其資產都是國有企業，為了中國汽車業的發展，合資提議的報告最終由鄧小平作出了“合資經營可以辦”的重要批示。
就這樣，中國的汽車業發展翻開了嶄新的一頁。張瑞敬告訴記者，八十年代，一些高收入家庭的年均收入已經到了購買汽車的臨界點，我們也開始躍躍欲試，開展了關于發展公共交通還是發展私人轎車的大討論。
在與張瑞敬的交談中記者了解到，張瑞敬在1992年5月30日星期六發表在中國汽車報上的一篇題為《關于中國第一代家用轎車的設想》的署名文章是這樣表述的，中國轎車工業已開始了高起點、大批量的起步，三大三小基地已成定局，其生產綱領在五十萬輛以上，將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也將根本改變我國轎車工業的落后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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